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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一个骑兵四团的战士

归档日期:06-20       文本归类:反空降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多少年来父亲没有讲过他的历史,甚至三等功的殊荣,也未曾提过,关于父亲的历史,基本听家族中有文化的人讲述,关于父亲过去我有很多未知,

  本文只是把那些我知道的记录下来,整理成一篇文章,方便自己查阅和防止自己忘记。

  在我30多岁以前,父亲很少讲述关于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家乡的那些农田应该怎样怎样治理,这是父亲心中的一个愿望吧。有一天,希望我会回到农村去治理那片天地。完成父亲的遗愿。

  父亲出生的地方,用四个字形象的词,那就是黄土高坡。是甘肃一个上落后的乡,在解放初期到八十年代。每年地里只种一些小麦和土豆作为口粮。在遇到干旱的年月,就一点收成也没有,可能还会饿肚子。当然这些年,通过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治理。农民可以种土豆,种药材得到致富。而且一个家的年收入也有十万左右。

  人类最难以战胜的是贫困。父亲出生同样也面临着这样贫穷的问题。改变命运,改变贫困的方式,在50年代就是去当兵或者读书。父亲出生在解放前,童年少年是解放初期,父亲有幸能上完小学,在哪个年代上学也是极其困难的事,对父亲来说,今生能读一点书也算一件幸事,父亲读的那些书也成为他在社会中比同时代的人多一点的资本。

  为了改变命运,父亲选择了当兵,听老人说过父亲当兵的来龙去脉,当时也没有做记录,现在无法回忆起来,

  父亲当兵后就来到兰州的小西湖的陆军步训基地,在步训基地学医,在50年代读过点书的人必定很少,父亲也就在步训基地成为了一名军医,这个基地当时培训的兵全部是准备上朝鲜战场啊,后来因为朝鲜战场停战,这批培训的就分配到各个部队了。父亲就成为了一个军医后,就被分到当时宁夏的骑兵独立四团。

  就在父亲转业到地方部队,没几年,根据1969年9月25日下达的命令精神,兰州军区随即于10月5日下达了《关于改编骑兵第二师为陆军第二十师命令》。自此,骑兵第二师(欠七团)与甘肃省军区独立步兵团第二团合编为陆军第二十师。

  陆军第二十师,这是一支拥有13000多名官兵的甲级陆军师。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末,“珍宝岛事件”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火药味十足。老毛子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时地挑起事端,中国北部边界吃紧,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就在此时,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原兰州军区骑兵第二师与甘肃省军区独立步兵第二团奉命改编为陆军第二十师,为加强祖国的西北边防,千里跃进贺兰山,为祖国的北大门站岗。这一站就是十六载,

  父亲所在的那个团是陆军二十师的步兵第五十九团的前身是骑兵第二师第四团,该团扩编后即由甘肃临夏洪水沟移防宁夏,(原骑兵四团一、四、五连已于1969年3月赴宁夏黄羊滩创建了师农场)

  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兰州军区守备1师撤销建制,以师直机关为基础改编为47集团军坦克旅

  父亲所在的团,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队, 该团最早是1938年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在大青山地区组织地方武装时,组建的绥蒙游击队支队2营,后由于大青山地区地形复杂,且日伪多为骑兵和装甲兵,为了与敌作战,根据、朱德关于什么兵种打什么仗的指示,该营改编为大青山骑兵支队2营。1940年随着部队壮大,该营扩编为团。即:大青山骑兵支队第2团。当时设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4个骑兵连、1个警通连。1942年由于战斗形势紧张,该团转移到绥南粉城、黄宁一带打游击,部队消耗很大,1942年10月大青山骑兵支队与雁北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该团该称塞北军分区骑兵第2团。其后在于日伪的作战中,因为多次获得大胜,名声大振,由于团长黄厚姓黄被群众称为黄团,其4连获得白马连美名(大裁军时,该连‘当时已是守备二团第四连’整体调到宁夏军区为军区警卫连,保留了‘白马连’的根子)。1945年该团编入绥蒙军区骑兵旅,仍为2团。参与了绥包战役,战役结束后该团返回陶林执行剿匪任务。1949年西北野战军改称第1野战军,骑兵第二旅改编位骑兵第2师,该团改称骑4团。

  1952年该团改为西北军区骑兵独立第4团,1957年该团划归骑兵第1师建制,同年4月开赴甘南、青南执行平叛任务。1962年骑兵第2师重建,该团划归骑2师仍为4团。

  父亲在服役期间发生了1958藏区武装暴乱和回乱,父亲也亲历了这场战斗,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人类相互残害的可怕。

  这里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叛匪抓住地方干部解放军,就会用刀砍、棒打、刀捅、绳子勒、活剥人皮等残酷手段,杀害残害地方干部和解放军。

  在某些国家的报道中批评了解放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把判匪描述成手无寸铁的弱势。但实际中土匪对解放军俘虏活剥人皮的毫无人性的行迹只字未提。

  历史已经翻页,我们不需要过多的翻开旧伤疤,但是面对即将离开我们的老人,对于他们的点滴回忆,我们应该记录下来,作为经验教训,作为对他们的付出和牺牲的缅怀。

  事情已经过去60年,记忆淡去,亲历者也渐渐离我们远去,活着已经极其稀少。

  父亲是一名随军医生,救治伤员无数,当父亲回忆出唯一个能说的上名字伤员,我就去玛曲县的烈士陵园去查,查到了叫廖书贵的这位战友,他是头部被砍数刀,牺牲在玛曲草原。

  也就是在玛曲草原的平叛战斗中,父亲在枪林弹雨中救下一群藏族的孩子,获得部队三等功的嘉奖。

  枪林弹雨只是一个词,在父亲的回忆描述中,父亲总是说,好多次子弹嗖嗖的身边飞,父亲总是感谢那匹矮小的蒙古马座驾的争气,让父亲幸运的活了下来。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国家经历着60年,武警部队同样没有吃的,父亲特别讲了,当时实在没有吃的,就用洋芋叶子作为食物,但洋芋叶子是有毒的,很多战士吃下去以后,就呕吐不止。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爷爷也经历饥荒,农村更没有吃的,饿着肚子,还要出工干活,爷爷也就因饥饿加劳累去世。

  也就是在同年,父亲被分配到武警青海格尔木武警九中队,刚到格尔木不久就投入了在茫茫无人区围剿空投特务的战斗。这些事情我在当地的文史资料中找到,

  一九五九年底格尔木武警支队九中队接到支队的命令,要求中队进入一级战备,随时准备出发。接到命令后全中队官兵顿时紧张起来,每人增领了一个级数的弹药,各班从战备库房领了肠式布袋装的棋子馍、炊俱和帐房,支队卫生队送来了战地急救药品和急救包、氧气袋、担架等。全中队人员檫拭武器,开展战前练兵,大家磨刀霍霍,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据传达,从台北军界内部得到可靠情报,得知在一九六零年元旦过后有一批空降特务从台北起飞,要空降到东北、新疆、青海等地,中央将这一重要情报火速通过军、地两条线逐级传达到了以上三区的基层。接此情报后,我省军、地上级领导分析研究后认为,青海的防范重点是青藏公路沿线一带,因为这一带现有的敌特分子企图相互接应,壮大他们的力量。很可能要在此空投,这样就加重了格尔木军、政备战的紧迫感。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反空降领导小组,规定了统一的野外人员联络信号,并指示各单位领导火速将联络信号传达到了本单位在外的打猎队等人员。

  元旦刚过的一天午夜时刻,大约在一时左右,不冻泉兵站的同志听到远处有隐隐约约嗡嗡的马达声,兵站的同志感到很奇怪,难道这个时候还有汽车来吗?马达声将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因为那时青藏线有敌人活动,抢劫车辆货物,所以军地汽车团、西运局的行车人员都是全副武装,整队准时早出、天黑前归宿,单车夜间不行进,每队车尾部都跟有修理车,如车小抛锚,全队车等待修好再行进;如大抛锚,将车拖到站上修理,在午夜零时从来都没有车行走。人们揉了揉松醒的眼睛,睡意犹甜地依在床上,等待汽车到达,准备起床给他们做饭,等了好久,刚才听到的声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又如意地进入梦乡了。

  就在这天上午十一时左右,一名打猎队员乘马急速飞奔而到,向兵站领导报急,称在兵站西南约十余公里的地方发现扎着三顶白布帐房,我手持小旗上下摆动(统一规定的信号,表示问)了两次,只见对方痴呆的站着朝我傻望,无任何反映,当我第三次摆动旗子时,他们竟然朝我射了一梭子子弹,向我开了枪,幸亏距离我较远,没有射着我,于是我恍然大悟,才知道这是敌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联络信号,我举旗上下摆动问他是什么人,如果是自己人,举旗左右摆动就行了,他们不知道,不但不答,还向我开枪,所以我果断的调转马头飞奔而来,向兵站报告。兵站领导听到此报告后,立即电报格尔木市委、市政府及反空降前线指挥部,他们接到报告后,认为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马上向参战部队发出命令“作好准备,待天黑后,立即出发!”。军、政领导及反空降前线指挥部人员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了。

  这时支队作战股立即从其它中队尖子班调来了三十多名战士充实到九中队,为了加强作战的指挥力量,调一营闫兴德营长为支队出兵的总指挥。从人员及物资等方面作好了准备,当晚夜幕降临之后,十多辆军车满载着近二百名官兵,关着灯黑摸着(当时格尔木市区内潜伏有敌电台,为防止暴露我们行动的目标,所以采取隐蔽行动)朝昆仑山南山口挺进了。莽莽昆仑像一条黑色的巨龙,横卧在盆地南线,山间黑压压的,山顶常年积雪,像一条洁白的哈达飘在蓝天,黑山间特别壮观,当晚天黑地冻,寒风狂飙,似乎将车要掀倒,将人要吹跑似的,格尔木河沿岸河水漫溢四处冰封,肆虐地封锁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汽车驶出支队上了公路,朝西行穿过了空旷的格尔木河的老河谷,经望柳庄,朝南直拐过兵站部之后,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风夹着沙砾,不停的朝人们的脸上扑打,这天气也是助纣为虐,企图阻止我们前进似的。天是如此之寒,地是如此之冻,风是如此之狂,但官兵们心中好似一团火,士气非常旺盛,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快到达目的地,打一场漂亮的反空降歼灭战。

  凌晨二点多钟,车队到了不冻泉兵站,就在过兵站后不远的地方,全体官兵下了车,当时此地气温在零下四十度左右,真是寒冷至极,这时只见打猎队报讯的那位同志当向导走在前面,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部队隐蔽行进,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三点钟到达了目的地,这时敌人还在鸭绒被气袋里睡着觉,他们哪里知道天兵已降,插翅也难逃了,敌我双方面临的将是一场激战。我们中队是这次战斗的主力,在中间主攻地段,其它部队在两翅,在拂晓时我们已进入到了前沿阵地,占领了有利地形。战斗开始了,首先我们进行了政治攻势,中队长李德胜大声喊,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等口号,这时甜睡中的敌人如大梦初醒,帐房里无任何声响,我们接着喊口号时,敌人从帐房内无任何目标地朝外射击。参战部队布阵的队形是人字形,我们中队在中间地段的政治攻势大约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毫无效果,敌人在不停的朝外射击,于是指挥员命令一部分部队向敌人还击。开始敌人有三支枪向外连射,还击后不久,发现其中两支枪“哑”了,但仍有一支枪拼命的朝外射击。这时我中队一排长张有川同志怒火填胸,只见他一手持着五四式手枪,一手攥着一枚手榴弹,不畏敌人的射击,飞快的冲向敌人的帐房,拉了手榴弹的弦,掀开帐房门,沉着的投进了敌帐房内,只听轰的一声,便结束了负隅顽抗的敌人的性命,这样在此地的战斗胜利地结束了。

  紧接着就进行打扫战场,打扫中发现一切装备都是按五人配备的(如各类服装,其中有配戴军衔的解放军陆军干部服、战士服、骑兵服、地方干部服、工人服、各类藏服及狐皮帽子、高级马靴、成套的马装备、藏式腰刀等),还有伪造的各类身份证件,而现场被击毙的只有三人的尸体,经战地指挥员的分析,肯定还有漏网的外逃之敌,此时已临近中午时刻,于是决定开始在降落地周围进行辐射式搜索,直到日落西山之时搜索未果,指挥员决定部队撤回原地露天宿营了。

  第二天上午,我全中队一百多人,由李德胜中队长带领,闫兴德营长指挥,经过观察地形后闫营长判断:空降地西南是一望无际的起伏不平的丘陵地,有长着灌木丛的密密麻麻的沙丘,敌人易隐藏,所以就组织了正面宽度在二千米、间隔在十五米左右的“前三角”一字队形,拉网式搜索前进。闫营长一面随队伍搜索,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前方远处的情况,在搜索过的地方,选择制高点,设了固定的观察哨,监视周围的情况,这样就达到了动静结合、全面控制的目的。闫营长用望远镜了望,洞察前方的情况,传达他的指令,指挥部队有秩地前进,下午四点左右当搜索到纵深大约在二十公里的地段时,闫营长突然从望远镜里观察到在正前方约二、三千米的高丘灌木丛中有一个黑点在晃动。他想:这儿经常有狗熊出没,到底是狗熊还是人,要进一步仔细观望,经过进一步仔细的观察,他发现那黑点是蹲着的一个人,怀里还抱着,这时闫营长突然警觉起来,指示李德胜中队长:向部队传达,正前方有情况,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两位指挥员迅速地碰头后立即决定,正面二分队减缓行进,两翅的一、三分队加速行进,朝正前方发现的目标穿插,迂回合围,形成合臂包抄之势,隐蔽行动,在接近敌十米之内时由九班发起猛攻,逼近敌人,出其不备,将其擒住。经过约半小时的极速行进,布阵已经形成。这时山丘上的敌人也从远处用望远镜看着我们的行动,他饶幸地在想:“看来搜山的人,缓慢的行进了,好像是搜山扑了空要返回似的,这样我可以脱险了,我要更好的隐蔽,要以定求存,不让他们发现”。就在他的美梦还未做完时,我中队尖子班九班,突然从山丘顶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盖顶扑下来,十多支黑洞洞的步枪,冲锋枪口对准了他,在他惊魂未定,怀里抱着的卡宾枪和手里拿着的手枪还没有来得及动用之时,就被束手就擒了。

  我们对着被冻僵和被吓呆全身发抖的空降特务说:“宽待俘虏,希望你老实交待,立功赎罪,改恶从善,争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于是我们押着俘虏全体官兵兴高采烈的挥戈回营了。

  经战地突审,他供认“我叫马云龙,西康省人(现西藏昌都地区)上校军官,是空降的组长,这次空降是马继援亲自培训,原定一行五人,临起飞前其中一人怯战,心理测验未过关,被扣留未让登机,从训练到登机,都是马长官亲临现场指导,他住在台北市××巷。这次空降是从台北机场乘大型运输机起飞,经东南亚诸国,后到印度,经中印边界,到了原来联系和测定的地方。飞机到此地是午夜一点钟左右,经五次盘旋空投才将人员和物资投放完,而后飞机经原路线返回了,当晚降落后我们下了帐房,由于地面很冻便简单的构筑了防御工事就休息了。第二天起床后我的第一件事是指示服务员在当天下午十九时整准时给马继援长官发电报,发报内容有三:(一)当地极其寒冷,不便行动,暂时和地面上的人还末联系上;(二)降落的箱装武器部分损坏严重;(三)下次联系的时间是次日十九时整。我对报务员把话刚说完,只看见远远的地方一个人骑马过来了,当时还以为是我们地面的人联系来了,大家高兴极了,但那人还没有靠近我们的帐房时,便停下来了,不再前进了,只见他骑在马上手持一面小旗不停的左右摆动,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正在想着咋办,这时我们的一个人说“这是敌人”,他未经过我的同意,冒然的朝那人开枪了。这时我感到糟了,我们的目标被暴露了,我想脱身以防莫测。于是我便对手下的人说:你们继续在家,构筑工事,我到外面去观察地形,设法和我们的地面人员取得联系。我就这样离开了他们。后来我越想越怕,因此暂没返回,准备再呆两天,如果他们平安无事,我就返回去了。没想到你们兵从天降,这真是天意所定,被你们活捉了。”说罢他丧气的低下了头。

  接着我们进一步打扫了战场,将空降的整箱武器、弹药、银元及中型降落伞和特大型降落伞、电台、脚踏式发电机、马俱、各类服装等物资装了两大卡车,另外缴获中还有人民币、金条以及布票、粮票伪造的各种身份证件等。我们便乘车押着俘虏运着战利品凯旋而归了。我们此次反空降的胜利告捷,大伤了敌人的元气,大长了我们的威风,从此彻底摧毁了敌人企图在青藏线咽喉部位建立“”大本营的痴心妄想,为这一地区乃至青南及青藏线的安全排除了潜在的隐患。

  经过两天的连续行军作战,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反空降歼灭战。那个时期物资极度紧张,生活特别困难,当时格尔木地区、地方人员、部队军官,工资大部分在百元以下,而农场河西加工厂用土豆稍放点面粉和甜菜糖加工而成的土豆面团(美其名曰:点心),一斤就要卖十元钱,而且排队还买不到。返回后,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格尔木市委、市政府还为我们中队全体参战人员开了庆功会,并在当时市内最大的商业餐厅,即河东沿汽车运输站路南四间土平房内的交通食堂给我们摆了庆功宴。回营房后支队长丁程明、政委孙世英对参战的排长张有川等同志开了庆功大会,进行了嘉奖,并对全体参战人员在支队食堂会餐三天,以表庆贺,会外同志羡慕不已,他们心想自己如有机会出征,获此殊荣,多么荣幸。此事过去已四十多年了,此情此景还记忆犹新。

  文史资料中的记载,和父亲的回忆一样,当我把这些拿给父亲看时,父亲感叹,国家还记得这些。

  父亲由于看到当时国家政策的失误,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百姓生活极度艰难,对一些政府行为的不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因此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多次上诉无果。

  后来父亲就在我的出生地,青海贵南县五保弯农场服刑,在服刑期间减刑五年,后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农场,成为了一个农场人。

  关于父亲的事情记录,暂时写到这里,希望有空在写点啥,不为啥,只为防止自己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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